美专家文章《拜登滞胀即将到来》

美国《华尔街日报》网站12月13日发表文章《拜登滞胀即将到来》，作者是美国参议院银行委员会前主席、美国企业研究所访问学者菲尔·格拉姆和美国政策研究公司合伙人迈克·索伦。全文摘编如下：

　　白宫继续坚称，通胀将很快消退，而美国将恢复新冠疫情暴发前的繁荣。但拜登政府的监管议程实际上确保了疫情后的经济将和以前完全不一样。拜登的行政命令带来越来越重的监管负担、他的监管机构对美国经济体系的公开敌视，以及朝向进步时代反垄断执法模式的回归，都将抑制经济增长。将当前的通胀变成滞胀的所有因素都将出现。

　　美国监管过度的痛苦经历还近在眼前。当次贷危机引发的衰退在2009年年中结束时，经济学家们曾预测经济会强劲复苏。2010年初的时候，美国行政管理和预算局曾预测到2016年的实际国内生产总值（GDP）平均增速为3.7%，美国国会预算局估计同期的增速为3.3%，美联储则预计到2014年的增速为3.5%至4%。事实上，在2010年至2016年的经济复苏期间，GDP增速却跌至2.1%，创下80年来的最低水平。

　　在拜登执政初期，政府监管那冰冷的死亡之手比奥巴马时期伸得更远。最初的行政命令对作为监管政策基础的成本收益分析抽筋去骨，将收益定义为包含“社会福利、种族平等、环境保护、人类尊严、公平和子孙后代的利益”。行政命令反对不顾消费者利益的企业兼并和收购，并将石油和天然气行业作为灭绝的目标。

　　为了重新监管铁路，拜登试图推翻卡特总统和特德·肯尼迪参议员留下的“去监管化”遗产——他们取得的成就曾使美国的运输系统成为世界上最高效的运输系统，并将人员和货物的运输成本降低了一半。在反垄断执法方面，拜登则试图推翻近半个世纪的两党改革——这些改革废除了进步时代的监管，极大地提高了生产率，尤其是在运输和高科技通信领域。


　　拜登政府激进的监管议程在他任命的官员身上体现得最为明显。克林顿总统曾任命拉里·萨默斯、阿瑟·莱维特和艾伦·格林斯潘以符合消费者利益的方式对经济进行监管和发展经济，而不是彻底改变它。克林顿的监管机构和监管政策使美国得以繁荣发展。

　　奥巴马的监管机构扼杀了商业和就业机会，而拜登的监管机构则公开敌视它们所监管的行业和美国的经济体系。它们所寻求的不是保护投资者和消费者，而是使企业服务于政府目标。

　　通过拜登的行政命令和监管政策，美国经济正从伟大的世界资本主义巨人变成俯首帖耳的资本主义傀儡，它的主人是政府而不是消费者。

　　如果说奥巴马时代的监管所导致的经济停滞正在以一种将奥巴马时代的监管政策变本加厉的方式重演，那么在当前的后疫情时代的经济快速增长后，增长放缓看来是注定出现的。一旦采取新的刺激性开支和货币调节手段来刺激不断放缓的经济增长，那么经济停滞就很容易变成滞胀。

雷•戴利奥说美国国力下降多重风险严重上升

球最大对冲基金桥水基金创始人、美国亿万富豪雷·戴利奥（Ray Dalio）预测美国2031年可能陷入内战。据“今日俄罗斯”3日报道，戴利奥表示由于美国目前出现了“异常严重的两极分化”，未来十年美国陷入内战的可能性为30％。
报道称，戴利奥在11月30日出版的新书中提出，美国内部“秩序/无序循环”的六个阶段将以内战方式结束。他称美国当前正处在第五阶段——“糟糕的金融状况和激烈的冲突”。他在书中举例称，“当对相近选举结果进行裁定时，失败方尊重裁定，秩序显然得到了尊重。当权力被争夺和攫取时，就清楚表明这种革命性变化将会带来混乱的重大风险。”

戴利奥称，包括部分高官在内的人们都公开质疑2020年大选结果的有效性，并声称愿意为自己的“信仰”而战。他还引用部分研究数据，表明美国两党之间日益对立的“情绪化分歧”，根据他的说法，有15%的共和党人和20%的民主党人认为，如果反对党的多数人“只要死了”，这个国家会变得更好。

外媒报道称，戴利奥是全球最大对冲基金桥水基金创始人。他今年以203亿美元的净资产在全球富豪排行榜上排名第88位。

美专家文章《美国已成为富人有、富人治、富人享的国家》

沙特阿拉伯《阿拉伯新闻》网12月21日发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该大学可持续发展中心主任、联合国可持续发展行动网络主席杰弗里·萨克斯题为《美国已成为富人有、富人治、富人享的国家》的文章称，一年前，乔·拜登在选举中险胜唐纳德·特朗普，但美国的前景仍扑朔迷离。要确切诊断出究竟是什么让美国深陷如此困境，以致煽动起“特朗普运动”，并非易事。
在美国混乱的政局中，多重因素都在起作用。然而在笔者看来，最深层的危机是政治性的——美国的各政治机构未能如美国宪法所承诺的那样“促进公共福利”。40年来，美国政治已成为一场圈内人的游戏，以牺牲绝大多数公民的利益为代价，偏袒超级富豪和企业游说集团。
沃伦·巴菲特在2006年一针见血说出这场危机的实质。他说：“无疑，存在阶级斗争。但是，是我的阶级——富人阶级在发动战争，而且，我们在取得胜利。”

主要战场在华盛顿。突击部队是蜂拥进入美国国会、联邦政府各部和行政部门的企业说客。弹药是每年用于联邦游说活动（2020年估计为35亿美元）和竞选捐款（在2020年联邦选举中，估计为144亿美元）的数以十亿计美元。支持阶级战争的宣传者是以超级富豪鲁珀特·默多克为首的企业媒体。

美国对穷人的阶级斗争不是新鲜事——这场斗争于上世纪70年代初正式发起，在过去40年中以极高的效率得到实施。有大约30年的时间，即从1933年到上世纪60年代末，美国的发展道路与战后的西欧大致相同，在向一个社会民主国家迈进。1972年曾经的企业律师刘易斯·鲍威尔进入美国最高法院后，最高法院为企业资金进入政治打开了闸门。

罗纳德·里根1981年成为总统后，为富人减税、对有组织的劳工发动攻击并取消环境保护措施，从而强化了最高法院对公共福利的攻击。这一轨迹目前仍未逆转。

结果，美国在基本的经济体面、福利和环境控制方面与欧洲渐行渐远。欧洲大体上继续走在社会民主和可持续发展之路上，美国却在一条以政治腐败、寡头政治、贫富差距不断扩大、蔑视环境和拒绝限制人类导致的气候变化等为特征的道路上往前冲。

若干数字说明了两者的区别。欧盟各国政府的收入平均而言约为国内生产总值（GDP）的45%，而美国政府收入占GDP百分比却不到30%。因此，欧洲各国政府能够为全民享受医疗、高等教育、家庭支持和就业培训提供资金，美国却不能确保提供这些服务。欧洲国家在《全球幸福指数报告》的生活满意度排行榜上位居第一，美国仅排在第19。2019年，欧盟民众的预期寿命为81.1岁，美国为78.8岁。截至2019年，西欧最富有的1%家庭在国民收入中所占份额约为11%，美国则接近20%。2019年，美国的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为16.1吨，欧盟则不到10吨。

简言之，美国已成为一个富人有、富人治、富人享的国家，对它给世界其他地区造成的气候破坏不负任何政治责任。由此引发的社会分裂导致“死于绝望”这种现象盛行（包括吸毒过量和自杀），预期寿命下降（甚至在新冠疫情暴发前），抑郁症发病率上升（尤其在年轻人当中）。在政治上，这些错乱现象导向不同方向——最不祥的是，导向了提供虚假民粹主义和个人崇拜的特朗普。在为富人服务的同时，用仇外情绪分散穷人的注意力，发动文化战和摆出强人姿态，这些可能是蛊惑民心的政客战术手册中最古老的伎俩，但它们在今天仍然出人意料地奏效。

美国的动荡具有令人不安的国际影响。在它甚至无法协调一致地治理本国的情况下，美国怎能领导全球改革？或许，如今唯一能将美国人团结起来的，是一种过度紧张的海外威胁感，这主要来自中国。在美国国内一片混乱之际，两党政界人士的反华调门都升高了，好像一场新冷战可以通过某种方式缓解美国国内的焦虑情绪。可叹的是，华盛顿两党的好斗性只会导致全球紧张局势加剧和新的冲突危险，而不会带来安全或真正解决我们面临的任何紧迫的全球问题。

美国没有归来，至少目前尚未归来。它仍在为解决数十年来的政治腐败和社会忽视等问题而苦苦斗争。结果仍极不确定，对美国和世界而言，未来若干年的前景都充满危险。